单国华

我在一篇论文中给哲学下了个定义：哲学就是关于人类生存之根本（即安全）的终极性思想探索。用非常明确的话说就是，哲学（爱智慧的活动）试图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以求彻底解决人类安全问题，包括一切可能的隐忧。但如果只是这个定义，还不能解释不为西方人认可的中国哲学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这就必须找出不同哲学之间的根本不同，才能很好地理解其根本的同。

对于哲学的理解，我颇有些得意的是想出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应该能很好地把中西方哲学区分开来，即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因为地理环境等种种原因，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不同的，因此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也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哲学。同时又能把它们统一起来。

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在古希腊人看来，人就像一棵树一样，是可以靠个人的力量立足的，人们所担心和忧虑的是根基是否牢靠，立足点是否坚实，所以古希腊人在哲学思考上就有了对安身立命的世界的追问。

产生古希腊哲学的希腊人是以北方南侵的移民为主，但他们的南下入侵相对而言还比较温和，许多历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他们特别残暴地对待原居民。他们与原居民各自的神的信仰都保留下来了，并最终形成的古希腊的神的家族。这应该是很好的证明。他们生活在以希腊半岛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及其岛屿上，多山，土地也不肥沃。但那里气候温和，主要经济作物是橄榄与葡萄，手工业发达，粮食很大程度依靠进口，因此商业贸易与航海都很发达。古希腊并没有统一的国家，社会组织以城邦小国的形式存在，战争相对较少且没有那么惨烈，从历史的记载看，城邦之间的战争最大的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外的战争主要是对波斯帝国的防御战保卫战，马拉松与三百勇士的故事就出自于这个时期。总的来说，战争是很少的，并且除极少数之外，规模都不大。试想想，如果战争多并且规模大的话，在那么小个地方，几百个城邦小国怎么可能共存好几百年。同时航海的发达又方便移民，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自己的命运（当然奴隶除外），个人的力量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都有利于个人意识的发展，从而有利于民主意识的发展。贸易和航海等因素，又培养了严谨的思维习惯。而与海洋打交道，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又使他们深感到大自然不可捉摸，从而非常敬畏命运，就是他们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也不能违抗命运。对古希腊人来说，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于自然，因此他们的哲学思考就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基本上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探讨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如泰勒斯认为万物是由水构成的，阿拉克西美尼认为构成万物的基质是气。

第二个比喻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感觉到，人们生活的世界就像是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个人就像是大海上漂荡的小船，是没有根基的，是无法靠自身的力量立足的，要想求得安全，唯一的办法是把小船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方能有效地抵御风浪。联结的船越多，整体越大，抵御风浪就越有效。因此，中国的先人们在哲学上的思考是怎样处理各种关系（小船的连结方式）,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中国的先民生活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黄淮江平原，严格地说，最早期应该是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那时由于还没有人类大规模地破坏，江淮平原以及整个南方恐怕还是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这是非常不适合农业的。只有黄河流域是处于森林与草原的边际，因此是很适合农业的，它才有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个类似的观点王东岳先生提出过，他的分析更具体。当然，这一看法恐怕还缺乏足够的考古资料证实。

这样的地域并不太广阔，而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比较起游牧的生活方式，人口的繁殖速度要快得多。人口的压力导致了对土地争夺，因而战争相对较多，并且非常惨烈。中国有不少古籍资料都提到了早期的战争，神话传说中就有黄帝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炎帝黄帝之间的战争等等。宋代罗泌的《路史》也有这样的记载：“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这些战争都是发生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事，作者显然是根据传说记载的。我们也许不能完全相信这都是真的，但以下的事实可以侧面证明那时战争之多：一是中国的兵法著作之多，是世界少有的，特别是诞生了伟大的《孙子兵法》，这都说明战争绝不会少，因为军事智慧都是鲜血凝成的。从这个角度看，《孙子兵法》也不值得过分地自傲；二是周朝分封了几百个诸侯，在东周前期（春秋）二三百年间，就灭了大半，战国初期只剩下几个大国和它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了，这一数字就足以说明那时战争之多。“在中国，兼并是一种伟大的王业，是战争中获胜的部落氏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是没有调和余地的镇压”。 “中国人常爱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殊不知当日这两位老祖先，正是一对杀得难解难分的战争兄弟，华夏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冷酷的征服与被征服过程中逐渐实现的”。胡适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他说“这三百年可算得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这三个世纪中间，也不知灭了多少国，破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频繁而惨烈的战争，使得先民深感世界不可能静止，永远都在变化，所以中国哲学特别强调运动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谈不上自主，谈不上自由。厮杀战乱成了生活的常态，这使得中国的先人们感到人来到世间是没有根基的，是漂浮了深不可测的大海上的。道家哲学强调“无”大概就缘于此。因此中国先人的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人事（战争），哲学思考的重点当然就在人事了。

各哲学流派不管观点如何对立，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整合，即使是道家的避世态度，实质上还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的是“为私人生活而避世是否可取”（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问题。由此看来，中国原始的哲学探索由于战争的缘故，很快就转向了伦理学的思考，而没有向本体论方面发展。如果就这一点而言，说中国没有“哲学”，也是说得过去的。

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不同，实现目的的途径也就不同。西方哲学或者说希腊人的最高智慧是用来弄清楚人们生活的世界的真实面目，以求真为主，真理高于一切，并通过求真来达到最终目的。他们觉得，只要把真实的世界弄清楚，只要掌握了万事万物的逻各斯，掌握了事物运行演化的规律，就会如贝多芬所言，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一切都可以由自己做主，不仅可以彻底解决安全问题，而且还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这一点，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数”，“一旦数的结构被抓住，我们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德谟克利特也认为：“一切变化归因于空间里的原子的排列。因此一切变化都是运动。根据这个见解，既然惟一的新奇事物都是排列上的新奇，从原则上说，只要我们有法子预测一切原子（或者用现代说法，一切质点）的运动，我们就能预测世界上一切的变化。”所以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是“真”，因而逻辑学是它的基础，同时由于“真”是不可直观感知的，所以就需要论证，这就有了体系性。

中国人的最高智慧则主要用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即如何把那些漂浮在海面上无根的小船连结成一个整体。各种关系的处理以及社会的出路，都是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的显学，主要表现在它对各种关系的思考与制定最为周全。“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所谓‘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这是规范国家与指导个人生活的道”。“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对它的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总的倾向是把它解释为根本的规律、方法、途径等，也有一些解释游离于规律与本体之间，这大概是西方哲学话语权影响的结果，其实中国哲学并不讲本体，或者说并不讨论真实的存在的问题。我倾向于把它解释为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法（关于道的理解，我们另文讨论）。

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科学教育以及艺术创造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两个比喻应该能成为解答的钥匙。